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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见︱陈胜建：野鹿盖是我们的恩人
时间：2022年2月20日
录音整理：陈亚梅 葛春培
野鹿盖茶叶创始人陈胜建
人物小传
陈胜建，1952年出生于贵阳，西南交大毕业，曾做火车司机，做过外贸，投资过房产，开过游戏机。2006年开始扎根乡土，创建野鹿盖茶产业，探索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发展模式。
王小梅：老陈哥，我都晓得野鹿盖的故事。我们首先不要管我晓得不晓得。你今天要重新摆。
陈胜建：干脆把原来的翻来整理一下算了。本来想镶个临时牙再来的，春节期间太忙了，天天找钱给农民工发工资，大年三十以前一定要把工资发完，一点都不能欠，每年都这样。
李飞：喝野鹿盖，聊野鹿盖。
李扬：喝野鹿盖，聊野鹿盖。
王小梅：我2008年去到野鹿盖结识了老陈哥。三个省政府参事邀请说，老陈哥的野鹿盖模式很值得探讨。我是被其中一个参事、贵州日报的高级编辑葛诗畅老师邀请的。我一路就听他摆故事，一个字都没有记，回来就写了一个版的深度稿子，标题叫"让土地迸发力量"。我以前从来没有写过茶和茶人的稿子，那是第一篇。这篇稿子的反响特别大，老陈哥的朋友都来关注。
李飞：说明你们都是带着感情的。
王小梅：因为那时候陈哥面临家人、朋友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投资做农业。我记得老陈哥的两个好朋友约我去省委聊，就说这个稿子写得太文化了，没有关注到经济这个点。他们建议我要长久关注野鹿盖这个好案例。
李飞：应该邀他们来。
王小梅：持续13年的关注，走到现在，乡村振兴这个点上。重新回归农村，要怎么发展？怎么样去让当地和农民参与到未来农村的经济和产业发展里来。
李飞：魅力是怎么一下子传递、迸发出来的。（大笑）
王小梅：那篇稿子发表以后，老陈哥的反应让我真的很感动。因为那篇稿子我认识了老陈哥的很多朋友。老陈哥还自己跑到报社去印了5000页报纸发给他所有的亲戚和朋友看。
10多年，我和他的一些朋友几乎每年都去看老陈哥。他们一见面就说他这个人太憨了，把钱砸在土地上，一个泡泡都不起，这是不挣钱的营生。
陈胜建：赚名。有名就有利。名利，名利，最后名利双收。
王小梅：陈哥其实对土地很有情怀，对乡民有情怀。他能带动这么多村民。把企业管理这么好，大家共同来发展，我觉得一定是有一套他的智慧。所以我们就想听您从头摆……
李飞：不是乡见吗？
王小梅：乡见系列。
陈胜建：从乡土、乡村开始。
李飞：就听您摆故事。
王小梅：要从头摆起。千万不要认为我知道故事就不摆了。
陈胜建：主持人太宏观了，要从微小的问题问起，把我带进去。
野鹿盖珍藏自然
年少时代
王小梅：老陈哥的童年在哪里度过的？
陈胜建：在丹寨县。
陈胜建：解放贵州时，我父亲那个团就解放了丹寨。当时的部队每到一个县就要留下一套人马。父亲是团级干部，相当于现在的县级干部。
李飞：祖籍是哪儿？
陈胜建：陕西长安户县。解放贵州以后，父亲就作为团一级留下来了。按道理应该留团长，但父亲的身体不太好，政治部主任就把他留下来了。当时的团长是张锦华，他曾任十一军的军长，后来是成都军区的副司令员。
李扬：后来老爷子当了县长。
陈胜建：当时丹寨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兼县长。母亲是江苏徐州人。她也是军人。他们都是跟部队一块下来的。我母亲也下来了。我就出生在丹寨。生下来不到一岁，父亲调到黔南都匀一带剿匪。完了，就调到黔南。
这一段有一个故事。我母亲培养的一个农民叫王德安，很厉害，后来当了黔东南的州长，是贵州那时的"苗王"。周总理都记得他。一毛的人民币上绑头巾的那个人就是他。
王小梅：王德安为什么是你的母亲培养出来的？
陈胜建：解放丹寨时，我母亲办农民班，把农民集中起来办班，培养当地农民干部。
王小梅：你母亲当时是做什么的？
陈胜建：她是区一级的一个工作人员，好像是妇联之类的单位。
李飞：教育系统？
陈胜建：也不是。那个时候什么都干，也没什么分工。刚解放，整个政府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。她可能在妇救会扫盲，什么活都干。区长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农民组织起来，把土匪清理了。
王小梅：小时候一些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？
陈胜建：没有。都是后来他们讲的。我小时候叫小胖。我知道我小的时候很胖。而且还有一个苗族的名字，但我都不记得了。
李扬：兄弟姐妹几个？
陈胜建：五个。我是老大。
李飞：在都匀待到几岁呢？
陈胜建：三岁不到。解放后需要干部。那时候的一些省领导都是跟父亲在县一级当过干部。
李扬：老爷子在都匀呆了三年。
陈胜建：他到都匀当统战部长。那个时候最重要的第一战线就是统战。把父亲调到都匀的时候，丹寨都还属于黔南。父亲跟我讲，那时候没路，也没车，是一个挑夫，一边挑行李一边挑我。父亲骑在马上，母亲都是走路到都匀的。
李飞：从丹寨走到都匀。
陈胜建：我有一点点印象的是都匀那条河。然后我们又到贵阳了，父亲很快就到省委农工部，在一个处当处长。我们家住在省委大院，我就开始有点记忆了。
王小梅：摆一下省委大院的故事。
陈胜建：省委大院没什么故事。
李扬：讲讲农委的故事，与你今天的土地可能有些关系了。
陈胜建：没关系。我们这一代人对土地的感情，真正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，还是毛泽东。
我学工科，我也想赚钱，但是又懒，有点钱就不想动了，然后整天就玩。反正我乱七八糟挣了点钱后，1992年至1996年这几年，我就什么都不想干了。我还跑到新疆伊犁去看了地，后来发现我们的钱太少，没办法！
李扬：你什么时候对土地产生这么浓烈的兴趣？
陈胜建：我先天热爱自然。我一进入大自然，感觉就不一样。我对大自然有感觉，是来自一种基因。对农业，还是毛泽东"依靠农民打天下"的思想的影响太深。
李扬：你有下乡的经历吗？
陈胜建：我逃避了。我那时候很调皮，必须要下乡的。但我就坚决不下。我整天在社会上混，混得很厉害。
李扬：那时候就是读了初中啊？
陈胜建：初中。
李扬：一方面喜欢大自然，一方面又害怕到农村去。这不是矛盾吗？当时是怎么想的？
陈胜建：不是害怕到农村。知道农村很苦，就是不想去，凭什么去啊？那时反正有一种天然的抗拒。
李扬：那时你十三四岁？
陈胜建：十四岁。对当时那种政策我们是有想法的，我们看不惯，就很抵触，就在社会上去鬼混，打架斗殴。只能靠非正当的行为来保护自己了。我父亲进了牛棚，谁管我啊！我只有靠在社会上鬼混。人家怕你，就不敢惹你。
李飞：那时候变成小霸王了。
陈胜建：哎呀！文革后期，我们已经觉得有问题，就有点抵触。
李扬：你是1977年参加的高考？
陈胜建：我1977年考马师大。那时我们已经工作很多年了，恢复高考后，把年纪大、比较好一点的学生留在马师大。不是讲"科技救国"兴教育，要把年纪大一点、好一点的苗子赶快培养出来当教育师资。国家要重视教育了！我不喜欢理工科，但是那时提倡实业救国。
贵阳钢铁厂第一次招工，我们学校老师就把我送到贵钢，把我分到炉前工队。我去上班，领了大皮鞋，穿着工作服，铁炉边上一站……哎哟！这个不得了，有工作了。
分到贵钢，我家没有找关系。到贵钢以后，很苦啊！炉前工很苦。他们都说先去贵钢，以后再想办法换工作。我去了以后，到那炼钢炉一看那火，我说："这个不好！不好！"我就跑回学校去了。那时我自由散漫，没有纪律观念。结果我跑到学校给老师讲，不想去贵钢。"是不是太苦了？我工作都给你了，你都上班了。"老师问我。我说，不好！不好！老师说："不好就回来，反正档案还没拿过去。"我一听，我就跑回来了。跑回来后，劳动局很不高兴，说我们学校居然把分配工作这么严肃的事情，像儿戏一样搞，人就跑了！后来就说，再分配到好的工厂，好的名额就不给了。反正我也没在意。那个时候，我太调皮了。在社会上整天跟着鬼混打架，整天偷鸡摸狗。但是更坏的事不干的。女人也不沾，就是调皮。
火车头
陈胜建：真是偷鸡摸狗。那时候，整天又饿，见什么可以吃的，就想办法搞来吃掉。
后来又来了好企业招工，是保密企业密码厂，然后说要把我分到011。我的档案一拿去011，说不要，说档案都这么厚。幸好就没去011。我们老师说，这个小孩这么乖，哪有问题！就把档案给我抽空了。他们看了我的档案，感觉也没什么问题。
档案抽空以后，就碰到铁路招工火车司机。谁知道火车司机这么累！我也不懂，还以为当火车司机了不起！劳动局就把我推荐到铁路上去了。我就在1970年进铁路系统开始当火车司机了。在铁路系统这个过程很好，正好贵州省一帮老干部的子女没地方安排工作。那个时候还没平反，还在等。我和他们的子女在一起，彼此影响大，就慢慢学好了。
刚刚上班，大家一报道，我们一百人就派出去实习。这帮人在一起也合得来。
李扬：这帮人都在铁路上。
陈胜建：都在。跟我们一起的有一百多人。多是省里领导的子女。龙隆那时不到16岁，这么小就来当工人。大家一起，一窝蜂就全来上班了。这一帮人，放到一个班，又到广西实习。我们回来开蒸汽机车，从玉林跑湛江，跑河存，一段一段地跑，一百多公里，中途要加水，到地方还要加煤。我们就要上车，太累了！比贵钢还累！累到吐血。
李扬：那么当时是货车还是客车？
陈胜建：我们是火车头。那时的蒸汽机车不像现在的电力机车跑多远都可以，是火车头，要加煤、要加水。火车头是一段一段地跑。一段大概150公里。我们段的车就跑都匀，跑凯里。
王小梅：这个开火车开了多少年？在这个过程里有什么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发生？
陈胜建：记忆深刻的就是累，太累了！原来煤还好，后来就用水城的煤，煤扔进去后就长大瘤子，勾都勾不出来。后来实在不行了，给我们换内燃机车。当时麻尾跑贵阳是内燃机车、柴油机车了。跑水城这边的也是内燃机车了。而我们还在烧煤。那时候太苦了！
李扬：干了多少年？
陈胜建：从1970年干到1978年考上大学。但是后来有两三年，我在贵阳铁二中（现三十九中）当代课老师。
李扬：那时大学毕业了？
陈胜建：那时，好就好在跟这帮人在一起，所以跟到哪样人就好。那时，我就很老实。他们觉得我太老实了。因为我知道我的档案很厚，我就有点怕，就很老实。他们到处乱跑，我就不敢，我老实。然后，他们喊我当排长。
这帮人好在什么地方？大家爱学。大家就整天找书来看，就讲国家大事，就一起读书。你出个数学题，我出个数学题。我初一都没读，就自己找书看。那时找书找不到的，教科书、教材也找不到。我们把初中几何、数学、物理等全部拿来翻。不可能人手一本书。有一本书就是你看几天我看几天，就用心抄背。就这样基本把初中、高中课程学完了。没老师，大家全部背出来，然后互相提问。这一帮人就把初中、高中的课基本学完。我们还是有点厉害的！
虽然工作好累哦！那个油包……我们的衣服不叫工作服，叫油包。那个油全部浸透的帆布衣服，叫油包。
陈胜建：当司机时正好高考。
葛诗畅：恢复高考了。
陈胜建：恢复高考，我要选择了。如果我不考司机——反正一步差，步步差。今年不考，明年考。整个工资的差距按照时间来，这一辈子就要落后了。但是要选择高考，就没有去考司机。所以我一直干到副司机。副司机就没有直接操作权，是司机的助手，但是内燃机车的时候，我们也开。如果司机不想去，或者喝了酒，司机在高上（贵阳话，意为：上面）一睡，我们副司机就给他开。
李扬：开火车很难吗？
陈胜建：不难。内燃机车就是电传动。柴油机发电以后电机转，转后带动轮子。
李飞：一边工作一边学习。
陈胜建：一边工作一边自学。
李扬：然后就高考了。
陈胜建：参加高考的时候，我还当了三年老师，我教物理，把一个班从初中带到高中毕业。高考的那时候，我要考试，学生要考高中，我白天给他们复习，晚上11点后就自学。
李飞：那时候20出头。
陈胜建：1977年高考时，我25岁。然后把我分到了马师大，我没去。
李扬：你考上以后，分到马师大去读书，是吧？
陈胜建：我填的西南交大。我弟弟的分比我还差，他都考了川大。我看他到川大，他的考分还没我的好，然后我被分到马师大，我就不去了。他们说："这风险大，司机工作也放弃了。"我说，明年考。那个时候社会动荡，谁知道？变得太快了！整个社会风云变化，太快！我说，管他的！明年不准考，就不考。那时能念个大学，怎么可能放弃嘛？他们简直不敢想象。你都考上大学了，得了救命稻草，真是救命稻草。可我还是不去。第二年，我又考西南交大。结果语文没考好。你写不出来就是写不出来。脑筋一片空白，没办法写文章。结果我的分还差一点点。因为我的物理考得好，因为龙隆在西南交大上学，招考的老师认识我，将就录取我了。我就到西南交大，就这样念大学了。
李飞：当时学的什么专业？
陈胜建：学的是内燃机车专业。那个时候人很单纯，我是开火车的，我就学内燃机车，就没想过选一个其他专业，以后可能整个人生就会变，也许就很好。这样也好。我们这一帮人一直在这个行业。回来以后，我当了几年的车间主任，就搞检修了。
李扬：本科毕业，然后就分配到哪里？
陈胜建：分配回机务段。
李扬：又回来了。
陈胜建：我带薪，在学校很自在。我的工资还挺高，大概每个月30块到42块，跟助教一样高，比一般工人都要高。
葛诗畅：一般30多块钱。我们是二级工资都才32块。
陈胜建：反正我们的工资比地方上要高。
王小梅：还是有钱的。
陈胜建：我在学校，自在得很，又有钱，又肯玩。
李扬：你这辈子的经济状况一直是不错的。
陈胜建：这个对。反正我在学校也没什么买的，它又不在城市里，原来我也不吃肉。
李飞：那时候谈恋爱没有？
陈胜建：没有。老实的很，30岁以前都没谈过恋爱，成天就知道读书。
李扬：再讲讲回到机务段以后的事情。
陈胜建：回到机务段以后就干技术。实习一年以后就是助理工程师。
李扬：就没有再开火车头了吗？
陈胜建：没有。就到检修车间修车了。后来当检修车间副主任。就把我放在车间里管检修车间修火车头。
我母亲那段时间得了癌症，我又请了半年多假带她到北京看病。
李扬：那时候父亲还在吗？
陈胜建：父亲还在。
在北京给老母亲治病回来以后。我就想，在铁路上好像不对，这一辈子就在这儿混。当时陈璞如当铁道部部长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我母亲说去不去陈叔叔家看他一下？我就到他家去了。我母亲就问我，给不给陈叔讲我在铁路上。我说不讲。这人还是有点……我这人永远不愿意干那种……何必呢？而且我当时就不想在铁路了。这个人干一个事情干多了以后，就有点烦！我也说不清楚，就是不想干了。我就想调地方。回来以后，就调到地方。
李扬：哪一年的事？
陈胜建：调地方是1987年了。我回去，又干了好几年。
李扬：1987年到地方，到哪个单位？
陈胜建：外贸。当时外贸好吃香嘛！我就到了外贸。当时外贸多风光，大家都想去外贸。单位待遇又好，什么都好！把我分到外贸基地建设总公司。我还没开始做真正的外贸工作，国家刚成立一个进出口商品基地建设总公司，贵州省就相应也成立了一个公司，我就给出口商品建设基地搞企业。我去了以后，就跟经理搞了很多可行性报告，想搞很多企业，都是很理想化的！我们考察了贵州的好多资源，然后写了很多可行性，我说拿一个企业给我们来搞成出口商品基地，当时想了很多桐油、磷矿的出口。当时我们的工业很差。我一看，可行性报告搞了两年，领导也都挺喜欢的！要让我兼这个科那个科的领导。后来我一想，不行！我一干不成事，我就心烦。我觉得又没有前途了，我说："你拿一个企业给我，我把它从小干到大，干到好。"
那个时候，我对钱的概念也有了，哪怕不要很多钱，我也可以。反正这个人总要做点事嘛，反正总是有点事业心，想出人头地。好听的话，要面子嘛！但是到最后又没做成。没做成以后，当时一个朋友冯航，在机械厅机械进出口公司。他厉害得很。
我跟你讲，我们干多大的事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邓朴方搞康华，我就给冯航聊天说我们去北京搞康华，我们要搞贵州康华。然后他就牵头了。他父亲跟姚依林熟，他就跟那些人搭上关系了。我们就跑北京去，要成立康华了。
李飞：1988年的时候？
陈胜建：到1989年喽。那时我们国家合资的车只有广州的标志。桑塔纳都没有。好早！长安街都几乎没车。经济还没有起步。
我们就站在长安街看到了标志车。我跟冯航讲，以后我们赚了钱就买一个。好高兴哦！当时我们跟谁打交道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康华的常务总经理是余正森。我们走的是这条线。
李扬：我讲的就是余正森嘛。
陈胜建：对。我们天天守到余正森办公室外面。他走进，走出，一会儿，我们和他打个招呼，就这种……常务副董事长王鲁光是邓朴方的小兄弟，他对我印象特别好。我在贵阳饭店请他吃饭。当时我也不懂，也没钱。我租了最大的一个房，把晚餐放到房间里请他。他说："还没有人请我在房间里吃过饭。"他对我印象很深。
我们还真没见到邓朴方，就见到王鲁光了。本来想见邓朴方，当时没见到，邓朴方还是不容易见。还顺便见了一个人——王岐山。到他办公室去，他跟我们聊了半天。
搞了半天，结果康华突然停了。但我们的很多工作都已经进行了。怎么办？当时有一个侨办的华兴公司也划给康华，它的总部在广州，是一个房地产公司。我们就挂在华兴公司开始搞房地产，成立了贵州华兴分公司。冯航当老总，牵头。我们做的房地产，太早了！
李扬：所以你就搞房地产了，是吧？
陈胜建：我没搞。我不喜欢房地产开发，我去做贸易部。我轻松了，我贪玩。那个时候也没赚钱。后来谁知道房地产这么火爆！我就在一个贸易部。我还是想搞企业，想做贸易，一直想将来投资一个企业来干一干实业。
我们就搞房地产了。我们在贵州很厉害的！当时中央搞房地产不要卖地的，要指标。要国家计委下发指标才能修房子。贵州省有三块指标，一块给省计委了，一块就是给中房集团。中房当时有好多个公司，但是它的指标要买，要花钱。还有一块指标就给我们。很厉害了！黔灵西路的华兴新村就是我们修的，这是贵阳市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。太早了！等于大家都还没搞房地产时，我们就已经介入了。
李飞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了。
陈胜建：那时候房地产还没有商品化。当时公司财务管理上有些问题，不为大家考虑。我这个人,有个毛病，我一看话不投机，我就算了，我又走了。我招呼都没打。我说："冯航，我要走了，我离开了。"正好，汪小川的儿子汪艺英从兰州铁道学院毕业分在科学院，他跟我原来的师兄弟在科学院办了一个桑力电子实业公司。
李扬：个体？
陈胜建：民营的个体企业。现在看来不高级，那时候太高级了！我们一开始就搞电子产品。第一个产品就搞红外报警器，都是自己加工生产元器件。博物馆的第一套红外报警器是我们自己生产安装的。
那个时候，我们还搞天网。汪艺英现在在深圳，他一直干这个，做到上亿的资产。他每年收入好几个亿，全做出口，做得很好。但最近在技术上冲击很大，随时都要更新。他现在年纪大，有点招架不住了，就把股权转给别人，最近准备要退。
李扬：后来你又跟他干了几年？
陈胜建：我在桑力电子公司没干几年，因为我不是搞电子技术的，他们就叫我去搞销售，我就形成了一些社会资源。最好的就是认识公安局的一堆朋友。这个过程就建立了公安关系。那个时候，桑力公司也没办好。毕竟搞产业，我们还是没经验。搞电子企业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后来和汪艺英，大家反正也不是很痛快，后来我就又离开了。
李扬：那时你是已经离开了？
陈胜建：我离开冯航了。
李扬：离开体制了，是吧？
陈胜建：我已经离开体制。我到外贸后，我的组织关系和行政关系在外贸。后来组织关系挂到进出口公司。行政关系在外贸基地公司。基地公司现在好像还在。我离开以后，组织关系从此就断了。是这样的，我走一路丢一路。我不管，我不看后路，我没有后路。我从来没有留后路，我掉头就走。我净干这种事，风险很大。
当时科学院搞电子产品，茅台第一次改扩建2000吨，我们还给他们搞了很多事，后来还是做不成事。那个时候我已经41岁了。
我这个人从小不安分，都在外面跑，对不起家庭。这点要实事求是。整天在外面跑，从小就爱在外面混。我整天在外面，我母亲怕我出事，把我送到哈尔滨舅舅那去管了一阵，回来以后就把我拉到派出所的管训班。
游戏机生意
李扬：在科学院又搞了几年，什么时候与现在有关系了？
陈胜建：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了。我就贪玩，他们就去搞游戏机，实际上就是赌博，我就去赌了，整天没事情我就跑去。在紫林庵楼下开了一个游戏机叫牌机，我就去玩，第一天我一去就赢了几千块钱。喂哟！好高兴哦。第二天我又去，全部输了，倒输。我说，这个有点好玩，赚钱了。我就跑回去跟他们讲说，我们办一个，好赚钱。我们就开始走歪门邪道了。没办法，我40多岁了，要不，我怎么办？
李扬：搞牌机，后面真的搞了吗？
陈胜建：我就给公安局的朋友打电话咨询办牌机方面的企业。他说，什么叫牌机？我说，赚钱的。他对我特别信任。年轻有年轻的好处，人见人爱。现在叫我去跑销售，我这么难看，肯定人家不认账。那时，我简直是活跃的很！天天在公安局跑，他们都认为我是公安局的人了。好玩得很。
我跟他们关系好得很。但去办成了也没钱，那时候哪有钱？我就跟他们琢磨说，我们想办法搞点钱，找个有钱人。他们说，警卫处人缘关系好，去找一个香港人。他们就找了几个香港人拿钱来，我们办了两个中外合资企业。我用了半个月办了两个中外合资企业，累得吐血，晚上都不睡觉。一个公司就叫金星，在紫林庵图书馆的二楼。还有一个在河滨公园旁原文化宫的二楼。是这样，春节开业，紫林庵那个赚钱……哗哗哗……那个钱，但是他们内部有点问题，我一看有矛盾,我扭头就走，我不管了。金星这边生意又不好，没赚钱，我就把自己拖得很恼火。那边赚了钱了以后，也搞乱了，也垮了。
后来，牌机不是出问题了嘛，密码、编程被破掉了，谁开谁亏。他们就把程序全部放在一个最紧的位置，根本就不放水。后来整个就没人玩了。
我说："这个没人玩，我就不相信，没有人不喜欢赌！哪有赌场没人玩的？肯定是程序不行了"。我就到处去找程序。后来认识了一个海南的朋友，他说有个三鬼版程序没有破，也是唯一没有破的程序。拿来以后，我一看还可以。我能办执照。他和我在一起开，他就给了我一张18万的支票。噢哟！那个时候，第一次见到钱了，而且好多哦。就这样，我们就在大十字一商场的五楼开了。他们说，五楼怎么能开？我说，赌博怕什么？我做事情全是概念。我就说，赌场在什么地方都能开。成本低，管他的。只要输赢好玩，肯定有人。我就不相信！一开始就叫朋友来玩，分很低，拿几万块钱放放水，一点一点做，两三个月以后人山人海，24小时不断有人来玩。我们就赚钱了。我半年没下楼啊！除了洗澡下下楼，我不下楼，整天就在那儿。
李飞：玩牌机挖到了第一桶金子。
陈胜建：是第一桶金。但我胆小，我怕。那个时候我是100分的牌机，程序运行速度很慢，赚钱来的很慢。但就这样，每天一两万、几千，或几万，也是要赚的。
李扬：那个时候，已经不得了。
陈胜建：后来他们搞了一个250分的牌机，一天要赚几十万。
在贵阳玩三鬼机，我是鼻祖。他们把分改了以后，赚多了，我就一直不敢用250分程序的牌机。我看到那些人输钱，钱倒进来了，我心慌！我说："这个钱又不是我的，我帮人家打工赚的，而且以后人家都知道是我赚的。"我整天在那儿住，社会上的人都来找我，整天来缠着我。我胆子也大，反正在社会上混过，也不太怕。就这样，大概赚了几百万，我分了有60万。
后来牌机就停了。我打擦边球，不干黑的、违法犯罪的事情。只要政府一下令，不让搞了，好！我就关。我从来不开地下黑牌机。我一判断可能还会开，我就停在那，我就等。最后又第二次开。但这个过程，海南人等不及了，他要把机器带走。我说我给你赚了几百万，那个机器才几万块钱，你还拿走？我说，干脆我拿钱给你。他还真要钱。他就走了。我有了60万。后来，真又开了一下。一商场不行了，我就开在新体育馆楼下，又搞火爆了！就这么一个地方，我又把它开火爆。我放水嘛。反正每天只要输钱，肯定有人来。
李扬：又挣了多少钱？
陈胜建：这一把，我把原来跟我的人全部喊起，我赚了钱大家分。我这个人从来都是赚钱了大家分。
李扬：你就成为专家了，给他们调牌机都挣钱了。
陈胜建：我还是带着大家，干到最后也不愉快。我怕赚钱，每天控制在两三万。有时候那个机器"哗！哗！哗！"正常运转要赚8万到10多万。我每天要用两个小时的幸运时间，打到赢了以后翻倍，我每天要用这个方式把它放出去。所以，我在火车站那一带很有名，他们说："在这个老板这里输了多少钱？"我说，少来这一套！在我手上输上四五十万的没几个人。不可能的！"你们不要说倾家荡产。不可能！我每天放水，我看谁输多了，我就给他分，白送。"就这样我们又赚了一些钱，我自己留在身上的钱大概也就200万。我的第一桶金就这样来的。
李扬：是在九几年？
陈胜建：1995年，政府最后一次坚决让关牌机。
李扬：那时资本积累大概完成多少？
陈胜建：200多万。总的加起来也就200多万。1995年，我就没事干了，跟家庭也不开心。我离家出走，要不，我家里不让我干事。
王小梅：你咋个离家出走？
陈胜建：我第一次离家出走就是去干牌机了。干了牌机以后，我更不敢回家了。
李扬：为什么？家就在贵阳。
陈胜建：我不回家。跟老婆也吵架，干脆不回家，干脆不管了。家庭不好，就心情不好。我有办法，我只要做事我就开心。所以我也就过来了。我做到那个份上，我也不敢回家。社会上有这些人盯着你，怕影响家人安全，我怕！
李扬：怕连累家人。
陈胜建：我怕。虽然我自己没赚几个钱，没有赚到两三千万。但是人家认的就是我啊！我在一商场的时候，那帮小屁儿天天来围到我叫我交钱。我是不会交的。我交一次就完蛋，后患无穷。
李飞：保护费。
陈胜建：交保护费。那时正好也不能办了，不让办了就撤了。
李扬：1995年以后，牌机彻底关了。事业又开始转向了，又去干什么了？
陈胜建：没心思，什么都不想做。开始想做点事，两三年以后就回家了。
李扬：1995年牌机关了以后，在外边又漂了三年。
陈胜建：就漂了一年。我不敢回家。
王小梅：为什么不敢回家？
陈胜建：万一有社会上的盯我，怎么办？那个时候，好累啊！我我花几万块钱买了一台长安车，挂了一块公安牌照800号，成了我的私家车。那时候很威风！贵阳哪有车啊！只有摩托车，家里四个轮子的更是没有。
李扬：算不算贵阳私家车中比较早的？
陈胜建：最早。
李扬：应该是最早的私家车。
陈胜建：最早。我开着面包车带着家人去小车河游泳。噢哟！好了不起，有私家车。
那时候很威风。我后来买的桑塔纳2000，是贵阳市进来的第二台，价格27万呢。后来，这台车一直开到凤冈去了，到今天它的牌照都还在。
李扬：桑塔纳现在能开吗？
陈胜建：已经报废了。我想留下来。牌子还在。
李扬：那个车一定要留下来。
陈胜建：车已经留不下来了，他们非要我报废。
李扬：再去买一个一样颜色的桑塔纳，将来进博物馆也是有用。
陈胜建：算了。进博物馆的东西太多了。
李扬：咱们再理一理。1995年，牌机关了，你手里积累了资金200多万，但不敢回家，因为黑社会盯着你，你又在外面漂了一年多。
陈胜建：飘了一段时间，又回去了。
李飞：什么时候再出江湖。
王小梅：那段时间，你在想什么啊？
陈胜建：什么都不想啊。有段时间，我什么都不想，不想干。家庭关系不好，影响心情。我就不想干事，有什么好干的？我一点心思都没有。不想干。
王小梅：没有动力。
陈胜建：贵阳老客车站后面修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楼，我在那里开了一个北京涮羊肉饭店。结果生意也不太好。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经理能做，结果房子要拆，我们就搬到飞山街金沙坡。当时我想把后面那一栋的一层全部买下来打通。后来饭店一开，我老婆又在闹。我只要一干点什么，她就要来参加管理。
李扬：她在哪个单位上班？
陈胜建：她是省科协国际部的原部长。她一来管又乱套了，这个也不好，那个也不好。她们做事总是什么都要最好。每一分钱、每一件事都要定到什么……企业完了！搞得乱七八糟。我关了门，亏了几十万。亏就亏吧！没办法。我又没心思了。家里也不好，我就什么都不想做。
这一次亏了大概几十万，我心里边什么都不想做了，一点都不想做。当时龙隆有个朋友在新疆，让我去看一看。我一看，天！那个地好漂亮，那个钱扔到地里都能长出来。后来看了一圈，觉得自己没实力，算了！回来了。
李扬：那边是坎儿井灌溉，沃野千里。
陈胜建：当时幸亏也就没钱，要不更苦！我想栽庄稼。伊犁那个地太好了！种什么，什么都长。我想搞农业，大面积搞，但是没水，要打井。我算来算去，根本就没这个实力搞，就算了。
王小梅：投入太大？
陈胜建：投入太大了。回来以后就混，什么都不想干。我当时的机会很多的。他们叫我去搞药，说咽立爽那个药5块钱的成本可以卖到50块。我说，这叫搞药啊？药是给人吃的。5块钱的成本，卖病人50块？
我就玩，整天没事就到处玩，打麻将。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没做。他们什么都叫我去搞过，我什么都不想干。最后，我介入了一个房地产公司。后来我就炒股票了。他们说，股票要好了。龙隆说，你看看股票。我一去看股票"呼呼"天天涨。我还有100多万，"砰砰"就全部搞到股市上去了，我一听专家的，"呼"就亏了，只剩80万。我紧张了。完了！完了！后来我再也不听专家的了。他们叫我买的股票跌得一塌糊涂，我选择的"黔轮胎"呼噜呼噜翻倍涨，气昏了！后来我自己买，还赚了。从100多万赚到400万，第二年又搞了700万。钱来得很快。
邓小平逝世的头天晚上，龙隆给我打电话。他不敢多讲，只给我说肯定股票要跌一下，股市会震荡。结果当天晚上就奏国歌了，就奏哀乐了。第二天我就把股票卖了。
李飞：昨天，是邓公逝世25周年。
陈胜建：头一天，我就把股票卖了。那时候钱不多，我就一口气卖了大概400万。第二天，哀乐就响起来。我一想，肯定一下子就会很低。我判断，它马上就会涨起来。结果，我又起晚了，我就跑到证券公司。我一进公司，他们说："老陈，怎么办？"我说："赶快买！"结果，我跑到那儿，机器一开，股票都已经涨了一大截了。我赶快全部买，股票已经涨起来了。我赶快买"长虹"，当天就赚了百分之十几、二十。当天就赚了几十万。好玩的很！那时候做股票，自己选股票，就这么做！做！做!赚了一些钱，那就更不想了。炒股票的人更懒，什么都不想做。
李飞：炒股就是第二桶金。
陈胜建：第二桶金。做股票，怎么做的？什么股票？过程基本上都已经忘了。但是就有钱了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！这个人就完蛋了！结果人家都一天比一天好，自己就不行了！到2005年，玩了这么多年，整天打麻将。我朋友也多，整天跟他们鬼混，到处玩，到处跑。也认识了一些朋友，他们都说陈哥整天就打麻将玩。
到凤冈
陈胜建：有一天我小姨妹涂晓婷说，凤冈那边的茶叶好。开始我是想到麻江。原来邹伟在那儿挂职，县委副书记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想到麻江下司河那一带去买100亩地搞农业，很漂亮！老了就在那儿养老了。我刚一去，就碰到扶贫贷款下来了。如果没有这个扶贫贷款，我可能在麻江就买一块地自己去玩一玩，就种点果树就完了。第一批扶贫贷款下来，结果城市的人蜂拥到农村。我一看又乱了，又回家了。本来这100亩地，我花个几十万就能先搞下来种种。下司的山上很漂亮啊，种点果树多好玩！大家去农村奔着扶贫资金去，当然也想做事，因为有钱了。我没去，就这样跟农村有一点感情了。后来我一想，这一辈子还要做点事。那时我都50岁了。
认识邹伟以后，大家关系比较好了。他住在麻江武装部的房间，我在房间等他。我一看，怎么还有人看《红楼梦》啊？我就对他肃然起敬。我们就在那整天到处跑，他就带我们去看地，天天在一起大家就有感情了。到现在都是最好的朋友。然后又认识了搞蓝莓的聂飞。聂飞当时是果蔬办的主任，他现在是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。邹伟说好不容易有一个搞技术的，就很支持聂飞的工作，要不就没有贵州的蓝莓了。好多事情，历史啊！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偶然。
聂飞搞农业技术的，当时农业部从美洲引进的蓝莓要在国内推广，每个县花40万买苗来育种。县委顶着很大的压力拍板，花40万进了很多蓝莓苗。聂飞得到这一株苗，贵州的蓝莓就发展了。他就种了200多亩蓝莓。他给我打电话说就想搞蓝莓。蓝莓很难育苗，但他搞成功了。因为他有这些成果，一下子就名声大振，不仅在国内这个行业里，在日本都引起轰动。现在，他调到了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当所长。
后来，我在麻江没搞成，我回贵阳，又玩嘛。这一玩就玩到2005年。我还是天天打麻将。没事干，就喝酒玩，夜总会啊！
李扬：是怎么去的凤冈？
陈胜建：一直玩。完了以后，还是想做一件事。
李飞：这个不能叫玩。是工作一段，休整一段。
陈胜建：他们就说："老陈，什么都不能干了。"我最受刺激的就是："你能干什么事情？你什么都干不了了！你都50岁了。"
李扬：是谁说你嘛？
陈胜建：都说。邹伟他们都这么说。所有人都说。
李扬：朋友都在说。
陈胜建：我说，还能做点什么事？你做什么做哦？你什么都做不了！
王小梅：他们对你有期待。
陈胜建：没有期待啊！我要做什么事，他们就打击我。
王小梅：他们说你都做不成。
陈胜建：朋友开医药公司，让我去帮忙，我们见到了猫腻和不合理。我们要的是一种公平的、合理的价格。
李飞：对医药行业失望了，就开始回归土地了。
陈胜建：也没回归，是偶然的。
王小梅：相当于你是50岁才开始回农村创业。
陈胜建：53岁。
王小梅：我们还一直以为你一直是很坚守理想和信念的那种人，原来之前一直在晃荡。
陈胜建：2005年，我53了。我是混出来的。我到农村是偶然。我想用一个很不好听的话，是误入歧途。
王小梅：叫误入歧途。
陈胜建：我真是误入歧途。现在这个环境怎么可能去搞农业！那不是自投罗网啊？自找没趣。
王小梅：当时你的朋友都劝你。他们还是对的。
陈胜建：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我。涂晓婷有个大学同学叫李本强，当时是凤冈的县委书记。涂晓婷也知道我在农村跑过，想在农村搞一块地养老。我当时根本不是想去种地的，就是去找一个地方，搞一块地，种点树，老了以后搞自己住的地方、玩的地方，大家一起去玩。
当时凤冈想发展茶，但是没有多少茶。他们搞了几次活动，当时的县长王贵善于抓农村产品的一些优点。他看到凤冈茶原料好，做出来的茶很香。他很有心，实实在在在农村跑，看到农民做的茶好，就到处宣传。
李飞：本来到凤冈是要找一块地，把麻江经验移植到凤冈，后面怎么想要种茶呢？
陈胜建：也想种几百亩茶。
王小梅：以前喝茶不？
陈胜建：以前喝茶。但对茶没有概念，不是像他们讲的文化概念。但我离不开茶，一直喝茶。原来开火车就用大搪瓷缸，一大杯泡起一直喝。脑筋里没有茶的概念。
现在所谓的茶文化已经扭曲。我不喜欢那些所谓的"文化"概念。不能说它没有文化，但太过于虚，太虚无了！茶叶更应该讲它的物质属性。它的文化属性讲得太夸张了，太过分了，过度了。根本没有这么多文化属性。哪有啊？本来中国人喝茶喝得最悠久，这就是文化，这个文化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还要去给它什么……这个茶如何?那个茶如何?这样……那样……听都听不懂。
李飞：茶叶是最好的饮料。
陈胜建：当时，我也想种茶。幸亏野鹿盖现在已经有一定名声，要不真放弃算了。农民种一亩500块钱，我们种一亩茶差不多800块钱。我们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是真实的。算一算，种1500亩茶，才150万，我就搞成了。既然是富硒富锌，我也不加工，将来就把它打成粉来当保健品卖。其实，我也不知道富硒富锌是怎么回事。当时政府官员工作很有激情，就把我抓住，拼命把我拉下去在乡下跟他们喝酒。我地都没看，我说："那么，我们就先搞1000亩。既然这么好，实在不能加工茶，富硒对人体有好处，把它打成粉，卖茶粉，或者卖原料，反正也不亏。"
李飞：那是零几年？
陈胜建：2005年的10月10号那天，我去凤冈。那天是双十，我记得特别清楚。我下乡跟镇党委书记喝酒，他说："陈总，你先打20万来，我们就可以开始量地。"我天天住在乡下，人晒得黑黢黢的。我也不管了，只要有地方洗澡。我刚把20万放到财政所，那届政府的动员能力太强了。一夜之间就开群众会，第二天所有村里、县里面的干部都来了。噢哟!全体总动员去给我量地。量完以后就开群众会。
我印象中茶园就是一大片了，后来我到地里一看，顺着山沟这个地方一块，那个地方一块，东一块，西一块。这个地方几十亩，那个地方100亩，土地顺着山沟沟转。我说，完了！完了！这个地怎么种啊？哪里像湄潭大片大片的茶园。首先从管理上，我就觉得有点恼火。谁来抠我的东西，我也不知道。但已经没办法了。这么多人在地里辛苦，我也不好意思了，量吧！就这么就开始了。麻窝头，顺着那个山沟沟，我的茶园是最复杂的。顺着山沟沟过去有一块，再顺着山沟沟里面也是我的茶。在里面，最大一块茶园就是麻窝那一块，有200亩。其他的，山坡坡上到处都是，那几个山都是我们的茶。但话又说回来，现在我才知道，那些地方全是森林，自然生态好。
后来我到武夷山去考察，他们的好茶长在山沟沟的坡上。它分上岩和下岩。下岩长在下面平地上，不好。好的茶长在上岩，就是顺着山沟沟的。想起来也对，山沟沟里都是树，顺着山地，茶叶的生态环境就特别好。
李扬：你去的时候已经是茶园了。
陈胜建：不是。那个时候整个凤冈才几百亩茶。就那么一点点茶，因为品质好，政府就做文章。
我开始很较真。他们的一些说法，理念稍微有点偏差，我就不喜欢。现在我开始习惯了，只要不过分。我觉得也对，要不它怎么发展农业产业？要农民都像我这样种茶，都饿死了。
王小梅：所以在农村发展还是很困难。
陈胜建：太困难了。制定的游戏规则全支持第二、第三产业。还好，今年开始对耕地有补贴了。种粮开始有补贴。所有的钱放在第二、第三产业，要么加工，要么技改，要么建厂房。
李飞：源头上没人管。
陈胜建：一号文件说的农业、农村、农民"三农问题"。现在搞成新农村建设。新农村建设在实际操作时根本没有农业概念。
野鹿盖
野鹿盖
李扬：野鹿盖的名字，是你起的？
陈胜建：小地名。
王小梅：就是那个山头的名字。
陈胜建：做奢侈品这个概念，我是有的。农业产品要做好的话，肯定要在地上做文章。
一开始还没有野鹿盖。是2008年才开发出野鹿盖这个名字。我们2005年就开始种了2000亩茶。我们公司叫贵州凤林经贸有限公司。我就想找一块土地，把产品名、公司名、商品名、地名高度融合在一起。把产品做到最好后，人家就盯着这块地球上不可复制的土地，将来就赚钱了。要不怎么赚钱？只有提高土地的附加值。
一开始，我们就讲让土地迸发力量，从开始就立足在土地。
李扬：现在总共投了多少钱进去？
陈胜建：不算利息，大概3000万。
李扬：后来这个钱怎么解决的？
陈胜建：卖股票。还包括一些政府扶贫项目。贷款也算投入，我建两个厂，都贷款的。现在我们贷款大概1000多万。反正我的股票不能全部卖了，没饭吃。银行给我贷款，我就建了第一个厂。农村信用联社是我们的恩人。
李扬：员工大概有多少？我听说都是农民在管理这个企业。
陈胜建：全是农民。
王小梅：怎么样带他们的？
陈胜建：一开始把土地的管理交给他们。每个村，指定谁管一片，很自然的，也没有按标准亩来分。你管你们村的100亩，他管这几十亩，最多的有管到200多亩、300亩的。开始工资都是一样的。后来我就提出来按亩给补贴。
李扬：管多管少不一样。
陈胜建：逐渐就形成了一个管理的体系。每年的除草施肥已经规范了。他们都知道，每年要除几次草。现在我的产品不够，原来是太多了。茶叶卖不出去时，一年除两次草。茶园难看就难看，我要节省成本。我除多了，生产成本又高，卖不出去，浪费啊！
公司的管护有一种荣誉感。他们完全按公司的方式管理，很有荣誉感、自豪感。他们把野鹿盖看成自己的事业。
李扬：这很厉害。
王小梅：这是怎么做到的？
陈胜建：就这样一点一点地，他们来管，开始大家就是一种雇佣关系。慢慢时间长了，大家相处就越来越融洽了。
李扬：农民的荣誉感不容易建立。
陈胜建：不容易啊！开始我们还没有生产茶，也不知道野鹿盖茶是什么样子。慢慢茶出来了，大家喜欢了，我们的茶叶影响力越大，农民的荣誉感就越高。农民很聪明的，他们认为他跟我跟对了。他们知道野鹿盖的未来有希望。我每年也给他们增加一点点钱。他们在农村，挣点钱也不容易啊！做所有的农业，都是通过农产品把劳动力换成钱。帮我干活，直接就劳动力换成钱就完了，不用通过产品。产品是我去处理。我们贡献很大。农民种一亩地一年700块钱，卖到1500，纯利润最多500，而且一年到头都在累，太阳晒、日晒、雨淋，还要搬。贵州山地很复杂，累得臭烘烘。
在野鹿盖，不用一年四季去干活。一个老太太，如果种三五亩地，一年的收入也才1000元或2000元，而且还要去卖，卖不掉还不算钱，最多有一点农产品丢在家里。每年采茶一个半月，六七十岁的老太太，收入都在3000以上，相当于种6亩地。采得好的，会达到6000，相当于种10亩地。
李扬：现在用了多少农民采茶？
陈胜建：采茶的时候人就多，漫山遍野都是。
李扬：大概有多少？
陈胜建：没统计，反正地里都是人，每天大概要有一两千人。
李扬：平常固定用工大概是多少人？
陈胜建：有两种。一种住在山下的，每天在自己家干活，只要完成我的除草施肥任务就行，算每亩地多少钱，他们平时自由度很大，相当于承包。那野鹿盖的山上，每天回家不方便，就固定一部分人住在山上，那就成了领固定工资的农民。每个月1000多块钱。
李扬：有多少人？
陈胜建：野鹿盖山上有七八个。
李扬：现在有多少亩？
陈胜建：还是3000亩。一开始是2000亩。后来我们整顿了一下，野鹿盖开发后又种了大概七八百。要讲可采摘面积，大概有2000亩左右。种植总面积大概3000多亩。
王小梅：开始去的时候，因为理念和价值观，跟村民发生过冲突没有？
陈胜建：实际上就是一些利益冲突。我们在法院打了几次官司。我用的管地的农民给我捣乱，说野鹿盖是他的。最后他还告我，说我们用工不符合劳动法，我也赔过款。从法律上讲，我们忽略了在农村用工还是有很多问题。
我不跟他们计较。如果要计较，就干不下去。比如说偷苗。我就讲："你不要偷我的苗，我的苗跟你们不一样，将来你们要吃亏的。"后来他们知道了。我不能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影响我的发展。在农村，这种事情太多了，根本不能去计较。
王小梅：先不急，农村这块还没讲完。
陈胜建：跟农民就是这样过来的，必须要容忍。到现在，大家成朋友了，他们自己坦白交代了，反过来他们就尊重你了。
李扬：你经常跟他们喝酒。
陈胜建：喝酒啊。
李扬：你的酒量本身不错。
陈胜建：我原来酒量可以。农民喝酒，我都给他们准备茅台王子酒。只要我请他们喝酒，一定都是茅台王子酒。
李扬：有时候也请你到他们家喝？
陈胜建：我从来不去他们家喝酒，我从来不去别人家吃饭的。
李扬：就请农民到你那里去。
陈胜建：他们吃饭，我给他们酒。有时候我会请农民聚一聚，请他们开会。所有的管护，管土地的农民。
李扬：大概有多少人？
陈胜建：大概有十多二十个人。
王小梅：当时为什么要找他们座谈呢？
陈胜建：我们公司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。这么多年，我处理了很多农民。谁要是不和谐，谁要是闹矛盾，就滚蛋。这种人公司处理了很多个。我们管理层处理了很多个是非多的，凡是留下来的，一定是不要这么多是非，就给我好好工作。
陈胜建与茶场村民合影
王小梅：他们出现什么情况会处理?
陈胜建：只有不团结，我会慢慢把他们处理掉，让他知难而退。他自己觉得了不起，他们要跟我翻脸，那正好，人就走了。我要去让他走的话，我得罪人了。他觉得你不是了不起吗？你就要让他觉得了不起啊！稍微纵容一下，他们一翻脸，不就走了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来不及回来了。
老板尽量不要去开除某一个人，一定要让他们自己跳出来说，他们要走了。那就好了。我们毫不犹豫，让他们赶快走。
我原来用的总经理要走了，他扬言："我离开野鹿盖，野鹿盖三年缓不过气！"我就笑一笑。他们走了，我心里暗暗高兴。要不几十岁的人，都是这么大年纪的人，只要不说走，我肯定要管他一辈子啊！哪怕他们不干活了。
企业管理要有一定技巧。现在的扫黑搞得好。我们原来在乡下真恼火，还是有点怕。
王小梅：不团结的人都要干掉。你是怎么样团结他们的？
陈胜建：只要不闹矛盾的，和谐的，他们认为野鹿盖好的，跟着我们野鹿盖有理想的，这种人都要团结。
王小梅：他们的认同是怎么建立起来的？
陈胜建：时间长了，就这样自然而然，不就成一家人了。
王小梅：不团结的，都被淘汰了。
陈胜建：都被淘汰了。当然，这都要由我来慢慢调整。
李扬：王子酒喝了多少？喝出感情来。
陈胜建：我们每年要办学习班，因为我们的加工技术很恼火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的技术都来自于浙江、福建，现在的茶叶加工都是那边的师傅。当地老百姓的技术不行。原来有两个年轻人和无锡茶科所原来的所长曹老师学做红茶，他们稍微学会一点本事就说他最好了，比曹老师还厉害了，就觉得了不起了。我干脆来一个全社会培训，就对外放风说只要来野鹿盖跟曹老师学习的，管吃管住，随时来随时学，手把手教。
我们临时叫一些人来，就把培训班开起来了。我们把农民喊起来，没地方住，就把厂房里的房间全部用高低床堆一大堆。工商局小微企业办一个电话，100多人来报名。结果一下子没地方住了。我赶快买高低床堆进厂房，就开始办培训班。我有个习惯，要喝点酒嘛。我就给他们买点酒喝，就买100多块钱一瓶的茅台王子酒。从那以后，每年都要给农民办学习班。后来，大家把自己的产品拿来公开进行评选、交流，再制作，再评选，一直到现在。
李飞：斗茶。
王小梅：我们村都有两个人去那里学炒茶，老陈哥还给我们送了一个炒茶设备。
李扬：天啦！
陈胜建：炒锅。不要把做茶搞得那么神秘，就是一把茶叶，把它一晾起，就把它炒出来。过去农民不就这么炒。跟着老师，系统一点，多点拨一下，回来再学，不行再去问，问了再学。必须这样来学。现在整个县茶叶的加工水平大幅度提高。曹老师现在是凤冈的荣誉市民，把凤冈当家了。
王小梅：都是曹老师的徒弟吧！
陈胜建：正式拜师的徒弟都有十几个。
王小梅：村民学技术很重要。老陈哥原来有个理想的想法是说，通过每户村民建一个加工坊，后面实现没有？
陈胜建：现在我们自己生产的茶，还卖不完嘛，要等市场起来以后。那是一种设想，就是将来我的茶叶不够卖了，我还要扩大。但是我也不能再种了，我要让农民来种，纳入我的管理体系，用我的方式去种。那个时候茶园就更分散了，原料也多了，怎么办？那就会区域性的建一些小的厂进行加工，就形成我的股东农民开始做自己的加工厂，这100%要按野鹿盖的标准做。
王小梅：现在有农民股东不？
陈胜建：没有。要到那一步就好了。我估计我们销售突破1200万就可以启动，让农民当股东。农民当股东有个先决条件，一定要挣钱，要有收益。这个股东才能当得长。
不过，中粮给补贴，开始往地里补贴了，种粮有粮补，这个是有进步了。
李扬：种茶有没有补贴？
陈胜建：没有。
李飞：野鹿盖的苗是从福建拉过来的？
陈胜建：是啊。
野鹿盖茶叶的茶场
珍藏自然
王小梅：老陈哥，好像您以前遇到的所有的产业都是能快速挣钱的，但你都放弃了，为什么野鹿盖坚持了十六年。
陈胜建：我不是放弃了，我没本事做。
王小梅：其实你不愿意去挣这种钱。
陈胜建：有点累。
王小梅：野鹿盖也累啊！十六年了，为什么坚持下去？
陈胜建：我没办法啊，我跑不掉了，"猫抓糍粑，脱不了爪爪"。
王小梅：没得办法放手了。
陈胜建：猫抓糍粑，脱不了爪爪，跑不脱了。中国的葡萄酒和茶叶陷入困境，为什么不能突围？有人就讲了产业的问题。从国际的角度来讲酒，要讲葡萄酒，不能讲白酒。白酒只有中国人喝，葡萄酒是全世界的。酒有产业特征。还有就是茶叶。他就分析了大众的消费品和奢侈品、农产品的奢侈品和大众消费品的定义。太经典了！让我坚定信心。奢侈品就是珍藏自然，让消费者来追求。
李飞：珍藏自然。
陈胜建：珍藏自然，消费者追求。我分析了我的投资边际不一定大。我说，茅台酒应该按野鹿盖的模式去做，去打造茅台峡谷，把茅台峡谷两边的环境搞得无比完美。这么多钱，花都花不完，就拿去打造这个峡谷，把峡谷的高粱地分片，按区域全部把它搞好，搞成地球上最漂亮的土地。茅台酒要卖到10万块钱一斤。
李扬：这个点子现在也管用。
陈胜建：管用。讲给谁听啊？
李飞：就像法国葡萄酒的经营模式。
陈胜建：就是这个模式。很简单，国内找不到参照模式，我们在国际上去找。中国的茶叶为什么到现在没办法突破？全部是在锅里边转。中国的茶叶说多也不多，就中国人自己喝，出都出不去，怎么突破？问题的根源就在土地和农民的分散。那么土地和农民为什么分散？就是没有任何手段。现在的人都往城市跑，谁管地啊？我们的农业已经断代了。你们家明年种的谷子放仓里不要卖，万一哪天没粮了，我们就有饭吃了。
新冠的时候，我买的好多米都发霉了。还是要存点谷子。
王小梅：是要存谷子。
陈胜建：我们很理想化地去做，最后又回归到自然。整个种茶的过程，有很多笑话。理论很多，做任何一件事情都非常困难，而且我们的想象跟大自然经常不匹配。在山上多养点鸡，虫都给你吃完了。林下鸡养到了林下，那片森林完了。养羊也恼火。我们花了好多冤枉钱。
我在野鹿盖上种茶后，中茶所白老师就跟我讲种大豆。种大豆好，固氮。然后大豆又有产量，杆埋在地里成肥料。野鹿盖漫山遍野就种大豆，花了好多钱。好了！一种下去，野鸡又多了。薅不完的叶又发起苗来了，野兔又高兴了，那年野兔很猖獗。野猪又来了，就拱来吃。到最后收的时候，收了几个好难看的大豆，丢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养100只鸡，最多有30只鸡可以吃。养1万只，天上老鹰就有1000只，地上的黄鼠狼也多，而且鸡瘟厉害得很。只要一养鸡，从山下拿一只鸡上来一杀，上面一片鸡就死光了。
王小梅：带病菌。
陈胜建：我们讲畜牧业，畜牧站没有了，兽医站没有了。我们的农机站没有了。过去我们中国建立的那一套服务体系全部没有了。怎么做农业？最近又在推广农机站了。
王小梅：看来你是要跟野鹿盖终老了。
陈胜建：搞农业产业，必须立足于千秋万代的产业发展。而且一定要把它股份化，前提就是要把土地和环境打造成一个最优质的，全地球的消费者都认同的能赚大钱的产业，然后把它股份化，让它千秋万代传下去。有野鹿盖这片地，这个模式可以辐射到田坝、湄潭。但因为它立足于土地和环境，所以就没完没了。所以你说我要死在野鹿盖，因为它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事情。
王小梅：我没有讲你要死在野鹿盖，讲你要跟它一起终老。"终老"是精神层面的。
陈胜建：我又回到源头了。我生在丹寨，长在贵阳，死在凤冈。
李飞：龙凤呈祥。前半生的积累都是为这个野鹿盖。改革开放开始弄潮，积累最后都回归到土地上。
陈胜建：积累的所有，包括这一生学到的知识，都可以用在土地上。跟农民打架都不怕！
王小梅：摆一点农民建立认同感的故事。
陈胜建：特别老支书，他们过去吃过苦，也是从解放前这样过来的。他们经历过大跃进，也经历过饿死人。现在野鹿盖这种做法，好就好在农民看了以后，他们感觉到我们很正义，是正派的。我们有一种气势比较好，我们做正事，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非常经典的，很科学的，农民看得懂。所以他们从一开始跟着我到现在，他们认为野鹿盖有前途。现在我们的产品卖好了，他们更坚定。
开始要点钱，后来就很坚定，都认为我们野鹿盖好，而且他们有荣誉感，每天发点茶叶给他们的亲戚朋友。"噢哟！你在野鹿盖？"他们很骄傲。大家很开心，形成了一种凝聚力。野鹿盖形成了一种凝聚力，而且在管理上很简单。
李飞：这是品牌带来的效应。
陈胜建：我们用最简单的形式来管理。我们公司总经理是会计，办公室主任是出纳。所有的事，两个人全部完成。现在我们理顺后，他们的工作量也减少，有的项目在外面找人配合一下，这样整个公司的管理太简单了！曹老师一来管工厂，管得井井有条。我们那些女工真的太棒了。加工，我是放心得很。我就睡觉，没事。我只要在现场待着，大家就稳。
王小梅：每年采茶的时候，你就去得多。
陈胜建：采茶的时候，我就在厂里。
李扬：刚开始不行，反对你啊！
陈胜建：不说是反对，但肯定都不支持，但他们也干扰不了我。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我有多少钱。我怎么搞，他们不知道，我做事情他们从来不干预。但我要在贵阳做事，就坏了，她要来看一看，她要来问一问。好好的一个团体，她说有问题。内部矛盾百出，就垮台。企业垮就垮在不和谐。所以我原来做工作，我有个毛病，我们家的人不允许到我工作的地方，我说爹妈都不行。
李扬：现在她也经常到凤冈去看看。
陈胜建：基本上不去。但我回贵阳，我就家里人叫到一起吃个饭。
王小梅：他在凤冈也经常离家出走。
李扬：在凤冈，还要离家出走？
陈胜建：哎哟！她干涉得太厉害了，差点把野鹿盖给搞垮了。不能讲我老婆的坏话。她就是个性太强了。
李扬：野鹿盖这个品牌有没有卖到国外？
陈胜建：没有。国外有一个人买，不算嘛。
王小梅：野鹿盖的市场销售是怎么做的？
陈胜建：野鹿盖的市场就是珍藏自然，让消费者来追求。当然我们要去宣传，要去做市场。怎么做呢？还是要立足于做形象。一开始我们的茶跟贵州所有的茶不一样，特别是龙井系列的绿茶，贵州根本就没有这种工艺的茶。龙井大家很陌生，我们贵州怎么有这样的茶？我开始就送嘛，从2009年开始第一次做少量的送给大家喝。"你这叫什么茶？这么难看"很多人都这样说。我们的茶叶是扁型茶。扁型茶本来是最高档的茶，但我们贵州人就说那个独芽好，就不知道龙井扁茶才是最漂亮的，才是最高级的，最不容易做的。
反正野鹿盖的茶好嘛，大家就想来野鹿盖看。凡是领导、专家、检查组，他们都要上野鹿盖看的，他们看见茶园很难看，杂草丛生。特别是原来我一年才除三次草，更难看了，草比人高。他们就提出我的茶园不好看。我说这就是有机茶，多种生物共存。如果我的茶叶不够卖了，我再增加两次除草，我的茶园会管得很漂亮。
李飞：现在基本持平哈？
陈胜建：现金流持平。我们收益400万到600万都是持平，一直到800万，我估计1000万以下都持平。我都把它返回去，用在土地和农民身上。
李扬：现在产品不够卖吧？
陈胜建：够。最好的基本卖完。全部卖完，我就该涨价了。
李扬：有个什么样的预期？都卖完了是什么样？
李飞：1200万起底。
陈胜建：我们全部卖完，大概就在1500万以上，日子就好过了。如果全部卖完，野鹿盖就不得了了。
李扬：差不多成奢侈品了。
陈胜建：现在已经在一定的层面形成。现在贵州省送茶，特别在我们遵义地区、凤冈县，送茶不拿野鹿盖拿不出手。
李飞：没面子。
陈胜建：不是没面子，要得罪人的。
李扬：在贵阳有专卖店吗？
陈胜建：省府路有个店，我女儿在管。我这个人什么都不管，我连账都不看。我要保持生命的这种轻松，我不管。
组织农民。等到将来我有股东了，我再让他们去看。大家很自觉，我们公司基本上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一个团队，这是我最骄傲的。这么多年我们建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种植和加工团队，这是我们最厉害的地方。
葛诗畅：以农民为主生产、加工。
陈胜建：他们跟土地已经融为一体，他们知道他们跟茶园的关系。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报酬，我就可以对他们严厉一点。如果我给他的报酬只能达到社会平均成本，甚至下来一点，我就可以要求稍微松一点。等到超过社会平均成本的时候，做不好我就一脚踢屁股，踢都踢不走。他们的报酬跟责任心有关。如果我的报酬足够高，我可能对农民的要求要换，有的人要换。现在我还找不到的话——我焦虑的就是现在找不到农民了，将来怎么办？30岁以下的农民，没有了，20岁以下的，更没有了。
李扬：他不愿意干这活。
陈胜建：反过头来，他们肯定不愿意干啊。
李扬：这是个事。
陈胜建：不是个事，是个大事！我们的土地要荒啊。
王小梅：这个科技时代。
李飞：我们在村里面感受得到，种地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。
陈胜建：做农业很累、很脏、很苦。谁愿意干！
王小梅：传统农业还是很累。
陈胜建：我们农业要发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补贴，没有第二个办法，就是给钱。
李飞：种地应该搞成非遗传承。
王小梅：对啊，农耕文明已经是非遗了。
陈胜建：我们野鹿盖在现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，必须在市场上赶快赚了钱才能生存下去，才能更好发展。
李扬：你这个事情弄得好，真正讲它的价值，这是中国探索现代农业的凤冈实验。
李飞：写个内参，消失的农民。
陈胜建：我告诉你，我为什么要赚钱？我必须等到野鹿盖赚大钱了，大家就要跟着我做，我就可以复制到其他的农业产业。我做这个事情很伟大的！心烦的时候，我就用这个来安慰自己。这事情还是有点伟大！
李扬：这个很伟大。
野鹿盖茶叶生产
凤冈经验
李飞：大家交流一些农业体系的非遗传承。
陈胜建：中国农业合作化时就提出组织农民、整合土地。我们虽然小，但我把农民组织起来了。
王小梅：就是一个案例。
陈胜建：我真的把涉及2个镇、7个行政村，几千户农民组织起来。
李扬：其实你已经回答了，新农村建设怎么建设？乡村振兴怎么振兴?
王小梅：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野鹿盖问大生态之路的访谈，今天是深入的把老陈哥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摆了一下。
葛诗畅：他的故事太精彩了。在我们这代人当中，他太精彩了！他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波浪中，在适应社会的各个阶段，都有弄潮。当然家庭给他的成长积累了一定的基本要素。像他这样喜欢弄潮，喜欢折腾，每到一个潮流的转折期，都会躺下来观察，同时自家又得休息。当第二波浪潮来的时候，他又起来了。通过这样的积累，最后回归到自然、土地上来。所以你的人生非常精彩！非常精彩！从你的人生中，不要说年轻这一代，我比你稍长几岁，我都感到很受益。
陈胜建：葛老师鼓励我。我倒是也觉得没有荒废，70多岁还在创业。
李扬：70多了吗？
陈胜建：我70了。
李飞：今年就刚刚70。
陈胜建：刚满。
李扬：每个人都总结一下。
葛诗畅：而且你在家庭方面做出了很大的牺牲。你最珍贵的品质，就是在于坚持一种追求，最后栖息在凤冈这块土地上。这个就是当年毛泽东讲的，那条路走对了。我们农村下一步的发展，在你的经验上要探索把农业这条路走对。我们的新农村怎么搞？我们现代化农业要怎么搞？都离不开这个经验。你用的是"两个组织"起来，一个是把农民组织起来；一个是把土地资源组织起来。
陈胜建：我们野鹿盖基地上，就有一个毛泽东批示的纪念馆，那个地方是农业合作化开始的地方。
李飞：现在是县保了。
王小梅：老陈哥送了我一套毛选。朋友去那里的时候，除了野鹿盖好茶，还有一份特别的礼物，就是一套毛选。
陈胜建：我还送了一套中共中央办公厅编的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。毛泽东是一个真正伟大的领袖，他的眼睛一直盯到农民。他那几年每天都在关注农民，提出要搞农业合作化。全中国每个地区的农业合作化的每一个事件，都要向中央汇报，他要亲自看，对每一个案例做批示。贵州省有毛泽东批示的地方，我了解到的有三个地方。毛泽东的编者按、批示就形成了三大本《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》。当年毛泽东批示的一个点是永安乡的一个村，我正好就在那点。建厂的时候，县里边提出来要把那个地方给我用时，我还不晓得有这段历史。我一看，这是文物！我连厂都没建，就拿几十万把它全部恢复了。现在是一个搞党建大家宣誓的地方，热闹得很。
对那块地，我原来还是有先见之明。社会发展一定是走正道，最后这个地方一定要保护的。
李扬：今天我们是受教育了，我没想到陈哥这么"复杂"，也很简单，他就是这么立体，这么有风采。转了一个圈，你此生就为这件事来的。一切都在冥冥之中。
陈胜建：我也是做完以后才发现的。
李扬：包括这块土地和毛主席那段历史，你都不知道，就把土地买下来。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。还可以扩大，再去研讨一下你的一个现象。
王小梅：我们去野鹿盖。
李扬：这是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。
李飞：真的。消失的农民。二三十岁的农民，都没有了。
陈胜建：我经常讲，我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楷模。我们公司培养了三个劳模，两个省级，一个国家级的，三个都是农民。
我对自己的认识也是慢慢深入的。要把事情做完以后，再反过来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。但我始终坚定一个科学、认真，踏踏实实，而且路要选对。路不选对，很多企业就这么垮了，因为路歪了，走反了。要是没有正确的路，就走上了一条死路。
李扬：发起一个野鹿盖论坛，一个峰会。
王小梅：清明采茶的时候去。
陈胜建：我本来想搞点钱，把野鹿盖各方面环境搞好一点，邀请很多朋友来玩。我搞销售的方法就是请大家来玩，不是去推销，给大家创造机会，让大家认识野鹿盖、看野鹿盖，把很立体的一个野鹿盖奉献给大家。
我不是在简单做。关键是茶叶有产业化特征。它从种植，一直从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，一直到市场，整个全过程差一点都不行。你怎么去面对全世界的茶叶爱好者？我们怎么样出口？卖到欧洲，东西拿出来后，马上欧洲人就要认识。欧洲人不喝我们这个茶，我们口水讲干，有什么用？去培养欧洲人的饮茶习惯？我们明明可以把人家的东西拿过来，做出最好的东西。但我们的根本就在土地和农民，否则我们永远做不出国际市场需要的茶。
李扬：对中国现在的农村的问题、土地和农民的分散问题，看得很准。思路太对了。
陈胜建：我们基地的毛主席纪念馆涵盖了整个解放后的农业发展史。一开始农业合作化时，修了那些建筑。它有农业合作化的纪念意义。还有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，里面有一套房子知识青年住过。这是中国农村发展最主要的两大事件。第三，就是野鹿盖在这里搞现代农业。这也就是你说的冥冥之中。
王小梅：其实不是理想化的。你是有理想的人，不是理想化。
陈胜建：理想化，还要科学。
李扬：凤冈这个地方，在探索中国农村改革和转型的实践。
陈胜建：实际上，特别是我们的西部农业，山地农业，这么分散的地方，怎么走出现代化？怎么可能大规模？政府就要根据我们的山地农业分散的特点，对农业进行组织。我们的地有没有前途呢？野鹿盖绝对是最漂亮的产品，就说明我们这片土地，从东到西，从南到北，整个贵州都可以做出最漂亮的、多彩的农业产品。厉害得很！我们的茶叶，都匀的有都匀的特征，湄潭的和凤冈的都有它的特征。
王小梅：因为地域和环境不一样。
陈胜建：安顺也有它的特征。贵州的土地环境特征太丰富多彩了。一定要通过农副产品把它体现出来。北方方圆多少里，环境一模一样，做出来的东西一个口味。贵州所有的地方不一样，老天爷给我们的资源禀赋。我们过去多落后贫穷，现在科技发达了，我们这边土地是个宝贝，全世界都找不到贵州这样的土地。
李扬：不同的区域环境就出现多彩农业。
陈胜建：我把我茶叶做好以后，我非要说明我们就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。珍藏自然，把它珍藏起来，这个土地太美了，把它珍藏起来。我们贵州的每一片土地都是有价值的。
李扬：它有独一性、稀缺性，是独一无二的。
陈胜建：独有的，不可取代，不可复制，就看怎么用。太好了！将来野鹿盖的茶叶10万块钱一斤都没问题。西湖龙井都卖到5万了，我凭什么才卖2000？大家看都看得见。从市场的角度已经看到我们的前途。我们跟它一比，一点都不差。我们还胜过他们，我们有自己的特征。
李扬：龙井卖到5万块钱？
陈胜建：5万。有人请白老师去买龙井最好的茶，买到第三等都是32000，还要托熟人。我们的茶比它们的好，至少我们有它的特征，我们还有它的环境特征。从有机、浓度等等很多方面，我们是胜出的。我们的茶叶卖到10万块钱一斤，一点都不假，我一亩地才出一斤茶，明前的一斤，清明的一斤多、两斤。龙井，一亩地出产十几斤啊！我们的茶太珍贵了！包括我们的红茶，我有信心。但是要时间。我一个人太累了！没人帮我。我要年轻30岁、20岁，人见人爱，我一个人就跳起来，我都要把它……我很快……野鹿盖早就不是这样。我们比现在还要好。但是那个时候不行，不是信息时代，现在好就好在信息时代了，要不我整天坐在凤冈，野鹿盖这么大的名声。茅台用几百年才完成这么多，我才用了16年，还要连种地5年，我这么大的名声，影响力这么大。现在信息时代好啊！信息时代不得了，要不野鹿盖怎么会才走到16年，大家那么喜欢。
葛诗畅：你要自家好好的，管好健康。最起码还要整个20年。
李扬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。
陈胜建：野鹿盖租地30年，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。我争取在2025年完成基本的股份制改造，要让农民当股东，让社会资本融入。
李飞：还有8年抗战。
陈胜建：还有8年。本来，要不是8项规定，早就开始发大财。
李扬：你那个车尽量少开，酒还是要少喝一点。
鹿归山野
王小梅：现在开始谈养生了。还没总结呢。
李飞：葛老师和扬子哥都讲得很好。从宏观的角度，今天是第一次这样听老陈哥娓娓道来，讲他的故事。我不讲农业、农村那么宏大的东西，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讲，和野鹿盖这个名称相匹配的四个字，我感觉是"鹿归山野"。你看，小的时候很调皮，很操蛋，小鹿到处奔跑。然后开始弄潮，吃饱了就开始躺平。吃饱躺平，吃饱躺平。最后找到自己要相生相伴的这片山野——野鹿盖，并且将越走越好。
王小梅：回归山野。
李飞：回归到呦呦鹿鸣。回头在那山上，养只把两只小鹿，作为吉祥物。
李扬：可以，可以。
王小梅：鹿归山野，这个太好了。
陈胜建：因为要发展，一切取决于发展和发展的速度，要做的事情太多了，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。
李飞：你是属龙的，又在凤冈，又和鹿有关系。
李扬：龙凤呈祥。
李飞：回归乡土。
李扬：鹿归山野，龙凤呈祥。
王小梅：一个人要回归到自己最安静的，最合适的那个位置，万物就对了。生命的气息，生命的动力，就跟它相生相惜了。老陈哥50多岁开始创业，在野鹿盖找到了他自己最安静的位置。
李扬：我觉得你的青春一点没有浪费。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，都清清楚楚，并且你比别人高在哪里？知道停歇，有的人停不下来。
李飞：要换个词，不能叫玩物丧志，叫停下来观察思考。
王小梅：我在找，找灵感。
陈胜建：野鹿盖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的。形势不好的时候就停。慢慢来，不急。审时度势很重要。
王小梅：我们这个小群体，都从各种声音去关注老陈哥，给他发声，就是一种支持，是不是？
李扬：我今天来，你说巧不巧。我昨天下午在家里喝茶，正好就发现野鹿盖。我一直想见一面陈哥。结果晚上就看见小梅发的口述史工作坊信息。
李飞：冥冥之中要相遇。
王小梅：我当时去野鹿盖，是被葛老师抓去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
李扬：葛老师是总阀门，源头。我到这儿来，小梅给了我一盒野鹿盖绿茶。我还不以为然啊！结果我的一个学生拿了个小红盒。他没有告诉我这个茶怎么样，他说："扬子哥，给你一杯好茶喝。不要给别人喝，这个茶是最好的茶。"我就在心里垫了底。我也不以为然，我也没当回事儿。结果到凤冈去参加论坛，县里的领导就讲起你的故事，我脑袋里一下子"野鹿盖"这三个字就出来了。我过春节就想买野鹿盖，但不知道在哪里买。包装袋上有电话，我就打过去找，我想可能是销售经理或者销售人员的电话，结果一打是老陈哥接的。
陈胜建：为什么？野鹿盖的这些概念，跟着我的任何一个人都讲不清楚，必须我来讲。电话打到这个份上了，我就要亲自来。
李扬：非常好。
陈胜建：这也是一种销售。
李飞：新时代的新农民。
陈胜建：但是那个年代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文革后期，我们自己已有自己的思想了。但有一种想法就是那种乱不可能永远下去。这一点我们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。所以我们才能用了两三年时间自修，把初中、高中学完。我们总觉得社会、地球要转，一定是要按照一个科学的、良性的方式去发展，绝对不能倒行逆施。这一点我们是坚信的。我们这一代人见得太多。特别是现在，地球上哪些是好的，哪些坏的，哪些善的，那些恶的，哪个不晓得？我们比原来更晓得。社会一定要进步的，社会要进步，要坚信，要不然野鹿盖就没办法搞。我们受这么多委屈。搞农业太受委屈了！想不通，想骂娘。但是这条路一定要走，能走就要把它走下去。好在现在我们的产品出来了，名声大，大家也不欺负我。在县里，只要我们公司的人出去，基本上一路绿灯，大家对我们很尊重，我们得到社会尊重。
李扬：还是挺欣慰的。
王小梅：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
李扬：白老师讲一讲？
白文浩：已经非常受益。
李扬：野鹿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在改善地方的政治生态，将来影响力会更大。
陈胜建：这个影响力在当地是有的。
余菲：我还有点激动。我没有见到陈总之前觉得这肯定是个很有故事的人。前半段，陈总的语速就是，哎呀！玩嘛！混嘛！就很云淡风轻。其实那些故事已经很跌宕起伏了，几起几落。但是讲到野鹿盖后，他的语速明显的不一样，因为情感不同，让讲述更有魅力，更有感情，感觉到他的眼睛里面的光是不一样的。过尽千帆，经历过这么多人和事，但是最后所有的情感和热情，一直以来持有的正能量都投放到野鹿盖这片土地上去了，我能感知得到。
王小梅：野鹿盖是老陈哥的光，那一束光就照亮在这片土地上。
陈胜建：我觉得好像是上了野鹿盖以后，就开始有点感觉了。
茶苗在地里面种下去后，你在想，好久才能长成茶园？简直……那种心理，空啊!
访谈结束，团队与陈胜建老师合影
